金融海嘯帶來的農民工就業沖擊后，“民工荒”卷土重來。

 

　　近期廣東、浙江等地人才市場紛紛披露用工短缺信息：一方面，對農民工的總體需求，特別是高技能人才需求在上漲；另一方面，由于培訓的乏力，彌補不了農民工技能缺乏的短板，高技能人才供給缺乏，低技能或無技能的農民工，在人才競爭序列中位于劣勢，薪酬增幅微薄。

 

　　據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消息顯示，由于經濟回暖態勢，該市今年8月缺工達12萬人次，在這些崗位中，大約70%需要技能型勞動力，比去年上升了近5%；尤其是園林設計、家具設計、工程設計、園藝技術工人最為搶手。

 

　　由于無法及時找到相應的技能人才，有的企業不惜重金求助獵頭公司。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展新和同事們剛剛結束了關于農民工就業和培訓的專項調研，他們在提交決策層的報告中建議，整合散落各部門的培訓資源，勞動輸出地、輸入地通力合作，從而使農民工這一“就業脆弱群體”，技能上一個臺階。

 

　　供需不對稱的民工荒

 

　　需求如此，人才的供給卻不能對接。張展新對本報分析稱，在一些地方，由于工資下降，進場農民工總數有所減少；而在另一些地區，一些進場農民工技能滿足不了企業需要。

 

　　浙江省的數據表明，考慮到交通生活等成本，近期外埠人員求職比重大幅減少，連續兩個季度，外省來浙求職的農民工共減少14.23萬人。

 

　　減少的數據和工資的下降有一定關聯。張展新介紹，此前他們在安徽樅陽縣訪談了50個農戶，有18戶反映家庭外出務工成員的月工資平均下降100-300元，下降幅度在5%-20%；他們調研還發現，由于減產停產，在江浙、廣東等沿海地區從事勞動密集型行業，尤其是制造業的務工人員，工資下降更為明顯。

 

　　國家統計局剛剛披露的數據也顯示，在暫未就業農民工中，２８．７％是由于“收入低，主動辭去工作”。

 

　　張展新同時提醒一個事實，隨著經濟的回暖，自5月份以來，企業訂單增加，工人工資下降的趨勢有所緩解。

 

　　但他表示，長期看，隨著我國各地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無技能或低技能水平農民工低工資的狀態很難扭轉，技術熟手和高技能人才，會越來越吃香。

 

　　張和同事們的調研也確實佐證了上述看法，在沿海地區，對低技能農民工的需求數量有所減少。他們的抽樣調查顯示，在廣東打工的農民工中，具有技能的占42.4%，比春節前高出近9個百分點，無一技之長的農民工就業需求下降，就業困難增加。

 

　　培訓提升競爭力

 

　　用培訓提升農民工技能，加大人才含金量，成為必然對策。社科院人口所通過調研，指出了現行培訓體系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政策建議。

 

　　張展新指出，沿海地區的就業和培訓政策本地化傾向太明顯。作為勞動力輸入大省，他們雖然也提出農民工素質提升對策，但這些培訓政策主要面向本省農民工，如在今年該省的400萬農民工培訓計劃中，外來農民工只計劃100萬，僅占廣東外來農民工總量的5%，并且只有具有初級以上技能的外省農民工才有資格參加培訓，門檻較高。

 

　　另一方面，在勞動力輸出大省，培訓方式單一，大多以引導性培訓和短期培訓為主，中長期培訓和技能培訓的比例不高，很難幫助農民工形成長期立足人才市場的“一技之長”。

 

　　“這樣的結果是一旦面臨類似的金融危機，產業結構發生調整，首當其沖的就是他們。”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員王德文表示。

 

　　他們還發現，現行農民工培訓管理體制和機制有也有待完善。張展新坦言，受財政水平限制，貧困地區地方配套資金有限，培訓投入明顯不足，而有限的資源又分散在不同部門，實行多頭管理。

 

　　“目前，扶貧、勞動、農業、教育、工會、婦聯等部門均有培訓任務和規劃，但是，培訓投入和補貼標準不一致，培訓資源難以有效整合”。

 

　　據此，社科院人口所提出了政策建議。在宏觀政策上，他們建議，國家的經濟刺激計劃應把就業因素充分納入，通過政府投資拉動更多的社會投資，從而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發展，從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在培訓群體歸屬上，他們建議不能以戶籍論，沿海地區和城市也應該考慮把農民工納入本地就業政策體系。

 

　　在培訓人群瞄準上，社科院人口所明確區分貧困地區有勞動力潛在培訓需求的三種人。一是缺乏一技之長、就業不穩定，但仍在外的農民工，二是回到家鄉，但由于家庭本身的困難不能參加培訓的農戶成員。三是有一定技能、但需要再培訓的外出農民工。

 

　　此外，他們還建議將相關部門的培訓資金統籌起來，制定中長期培訓規劃，將培訓同扶貧規劃結合起來。

 

　　“部門之間也要加強聯動監控，防治套領、冒領培訓費的現象出現。”張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