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力現狀：

 

　　亟須涌現更多責任競爭標桿

 

　　上海制造企業的經濟技術效率和環境社會績效總體上優于全國平均水平，表現出一種社會促進型的競爭力結構形態。不過，相較于經濟技術效率上的顯著優勢，上海還亟須強化企業個體層面責任競爭的標桿塑造。

 

　　經濟技術效率主要體現出盈利訴求下的利己型競爭力，體現為一種經濟性價值，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環境社會績效是環境社會公正訴求下企業的包容型和利他型行為，體現為一種基于尊重和惠及他人的心靈和精神價值，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合法性保障。企業的環境社會績效體現在成本競爭、技術競爭和營銷競爭之中并且啟發著從霸道到王道、從霸氣到王氣的轉型（既具有張揚性的闖勁和霸氣，又具有內斂性的洞察力、睿智和責任感），也意味著企業轉向一流水平以及靈性企業以適應滿足國內大規模、多樣化、挑剔的需求及相伴的激烈的國內外市場競爭的要求。我們“點”、“面”結合地研究發現，上海制造企業在經濟技術效率和環境社會績效方面的基本情況如下。

 

　　就“點”而言，主要基于各相關機構推出的各種排行或指數體系尋找那些在經濟技術效率和環境社會績效方面綜合或單向表現顯著的上海制造企業。在經濟技術效率方面，根據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辦公室上海財經大學500強企業研究中心2009年12月發布的《國內優勢企業發展需求與上海產業戰略的對接研究》，當年223家國內優勢制造企業中來自上海的僅占10家。根據上海市質量狀況分析報告，2010、2011年上海制造業質量競爭力指數分別為89.06、90.85，均持續位居全國第一。2011年最具創新力的25家中國公司中，上海制造企業只有2家。2012年中國企業500強（按銷售收入）中，上海制造企業僅占10家。2011年中國機械品牌100強（前10名）中，來自上海的僅有2家。綜上來看，無論是從單向還是綜合（結構意義上）來看，只有寶鋼集團（或寶鋼股份）、上海醫藥在經濟技術效率和環境社會責任方面的綜合表現都很突出。上海石化、上海家化在經濟技術效率方面的單項表現尤其突出，而上海汽車在環境社會責任方面的單項表現則比較搶眼。

 

　　就“面”上觀，我們基于中國2013年統計年鑒中公開發布的有關各省2012年工業企業統計數據計算和描述上海制造企業群體（均系指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截至2012年底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343769家，其中上海規模以上工業企業9772家，占全國總數的2.8%）在經濟技術效率和環境社會績效兩方面相較于全國平均水平的總體表現及組合形態。例如，成本水平方面，上海制造業城鎮就業人員年人均工資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56倍，流動資產周轉次數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13倍，成本費用利潤率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2.1倍，等等。技術競爭力方面，上海制造企業平均每家研究開發經費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81倍，平均每家企業擁有新產品項目數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85倍，平均每家企業擁有有效發明專利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2.13倍，等等。營銷競爭力方面，上海制造企業規模以上產品銷售率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平均每家新產品銷售收入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1.88倍，平均每家新產品出口收入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31.36倍，等等。環境社會績效方面，上海制造企業平均每家大中型制造企業稅收貢獻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33倍，平均每億元工業GDP廢水排放量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13倍，平均每億元工業GDP煙（粉）塵排放量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0.25倍，平均每億元工業GDP危險廢物產生量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0.55倍，而平均每億元工業GDP工業污染治理完成投資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0.82倍。等等。綜合來看，上海制造企業經濟技術效率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89倍，遠優于全國平均水平，而環境社會績效則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04倍，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總體上表現出一種社會促進型的競爭力結構形態。這種發現與前面“點”上的上海制造企業競爭力考察結果也比較一致。

 

　　綜合“點”、“面”考察，我們還發現兩點。一是上海制造企業經濟技術效率內部還存在不夠協調的情況。例如，上海制造企業綜合成本水平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88倍，這直接反映了近年來上海在勞動力、土地、能源等方面較強的成本壓力。而上海制造企業技術競爭力和營銷競爭力則分別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77倍、7.20倍。顯然、成本競爭力和技術競爭力、營銷競爭力之間、技術競爭力和營銷競爭力之間都需要更加協調。對于前者，上海制造企業需要加強成本創新以及在更加廣闊的地域內和更加多元的價值鏈環節上籌供和整合關鍵的要素和資源，對于后者，上海制造企業需要借由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塑造與營銷實力更加匹配的技術實力。

 

　　二是在環境社會績效方面，上海制造企業總體上還亟須強化企業個體層面責任競爭的標桿塑造。例如，綜合來看，上海規模以上制造企業在每家企業稅收貢獻、平均每億元工業GDP二氧化硫排放量、平均每億元工業GDP氮氧化物排放量等都大幅度優于全國平均水平，而在平均每億元工業GDP廢水排放量、平均每億元工業GDP工業污染治理完成投資方面的環境社會績效還遜于全國平均水平。但從個體層面上看，結合前面“點”上的上海制造企業競爭力考察，上海制造企業在責任競爭的標桿企業陣列中“頂天立地”的企業還非常缺乏。

 

　　塑造責任競爭標桿：

 

　　上海制造企業的系統路徑

 

　　上海制造企業在未來的競爭力建設中除了要關注成本降低、效率提升、技術創新、品牌塑造之外，還很有必要加強個體層面責任競爭導向的轉型建設、加快樹立更多引領上海制造業可持續發展的責任競爭標桿。

 

　　首先要梳理現狀、明確方向。上海制造企業實施責任競爭戰略需要立足當下，梳理企業自身社會責任管理現狀，評估自身環境社會績效，明確自身的競爭力基本形態，瞄準努力方向和目標，通過內部供應鏈運營環節之間、與相鄰運營部門之間、上下游產業鏈之間、延伸的供應鏈環節（供應商的供應商和客戶的客戶）之間以及不同供應鏈（甚至競爭對手供應鏈）之間協調促進責任競爭。上海制造企業可以采取全新的環境掃描工具和系統識別傳統工具和系統無法識別的社會風險。上海制造企業可以基于自身的經濟技術效率和環境社會績效界定自身競爭力結構和形態。例如，那種社會兼容型競爭力由于缺乏經濟技術性基礎、掠食型競爭力結構由于缺乏環境社會績效保障而不可持續，蜜蜂型競爭力結構由于經濟技術性基礎和環境社會績效保障的高水平協調而更可持續。顯然，失衡、不可持續的競爭力結構蘊含著企業轉型競爭力的方向和思路，例如掠食型企業就需要強化責任競爭和責任競爭力的培育。如前所述，綜合我們的觀察，上海制造企業整體上在責任競爭力方面還存在較大的努力空間。

 

　　其次要立意高遠、重塑理念。具有責任競爭力的上海制造企業不僅需要具備強健的體魄，而且還需要具有充滿無限活力的健康靈魂（尤其是對社會負責的企業文化）。企業的短期繁榮可以來自許多技術和經濟性手段，但是企業可持續發展最終只能來源于人類幾千年來操守的價值公理。上海制造企業需要從價值觀源頭上重視與企業直接相關的環境和社會問題的大背景和深層矛盾，重新塑造責任競爭理念并將其持續地納入企業文化系統。例如“保存和改善生命”的默克公司，“用科技和創新改善人們生活品質”的通用電氣公司。除此之外，上海制造企業還需持續地通過在企業內外部整合傳播達成創建新的生態、人文環境和塑造新型商業模式的企業共識和社會共識，保持企業-社會-環境之間形成協調的“利益和利害共同體”。企業在處理同顧客、股東、雇員及其他相關利益者之間的關系時，對自己的欲望和需求保持道德和法律層面的節制。它們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可持續的凈價值,而不僅僅滿足于賺取或者分割到更多的“健康利潤”，并把資本的創造性破壞限定在不至于傷害整個國家或社會的范圍之內，把自己的經濟實力與環境社會訴求之間的差距保持在盡可能小的范圍，從而使得其利益相關者高度認同它并為之倍感自豪、滿意、敬重和幸福。

 

　　第三要著眼未來、戰略統領。企業責任競爭理念需要融入企業戰略系統統領企業未來才可落實。為此，上海制造企業要站在全球、全國、全局的高度，對全球、全國、地區、行業等各層次領域的戰略需求做高屋建瓴的客觀分析，尤其要敏銳地關注到高端市場中日益普遍的資源、環境和社會問題，主動拓展那些能夠實現廣泛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目標而又契合自身使命和實力的相關領域中的戰略機會，并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核心運營問題進行管理，在考慮人才、資金、庫存、周期時間、質量以及物料、生產和物流成本等問題的同時就考慮到可持續發展問題。這些領域一般應同時滿足以下四條基本標準：在全國甚至全球范圍內存在重要的機會（利益）或挑戰（損失）；在解決或管理這些機會和挑戰方面，企業和社會擁有共同的利益（利害）關切；企業確實有能力在這些領域發揮重要作用；不存在重大的妨礙企業在這些領域參與社會合作項目的分歧與障礙。

 

　　最后要點滴做起、責任競爭。明確企業競爭力結構塑造或改進的努力方向，接下來上海制造企業就需要在責任競爭理念和戰略的指導下將責任競爭策略納入競爭策略系統、選擇同時具有經濟意義和社會意義的舉措并從點滴做起開展社會責任投資、經營與管理，并在營銷溝通的話題組合和組織中加以有效的體現。這些責任競爭舉措可能具有三個基本層次。初級層次是外掛式責任競爭。企業在塑造成本競爭力、技術競爭力和營銷競爭力的成本、技術和營銷創新過程中注重減少企業經營對社會、環境的影響，并通過年度的社會責任報告不斷驅動這種責任競爭行為。中級層次是內嵌式責任競爭。企業將社會、經濟、環境利益有機結合起來進行成本、技術和營銷創新分別塑造成本競爭力、技術競爭力和營銷競爭力，形成有特色的、先進的、有品質的、滿足國家和社會前瞻性戰略性需要的技術、產品和業務模式，既可推動社會進步和環境改善，又給企業帶來盈利。例如，3M公司30多年前就開始力推“3P”（Pollution Prevention Pays）計劃，從污染源頭（產品和生產過程）抓起，重新規劃產品，改善生產流程，重新設計生產設備，循環利用廢料，既顯著節約成本，又降低與污染相關的事故和法律糾紛發生概率，增強了企業可持續競爭力。高級層次則是內嵌式責任競爭的升級，設計到參與責任競爭和可持續發展標準的建設。目前由企業聯盟、公民社會組織和公共機構設計并管理的一系列可持續發展標準涵蓋全球茶葉經營到采掘業、碳排放、勞動標準以及可持續林業等領域，憑借其巨大的成員規模和廣泛的號召力，日益成為決定全球市場競爭中的國際企業是否正當的“看門人”。上海制造企業不能將歐美公民社會組織和公共機構關于責任競爭和可持續發展的各種倡議視為發達國家和地區在對華開放“剩余市場”過程中所設置的意在削弱（壓制）自身競爭優勢的壁壘，而是要積極熟悉游戲規則、加強與相關組織的關系并尋求中國政府和相關國際組織的指導，踴躍參與責任競爭和可持續發展標準的開發、修訂和推廣，通過中國特色和國際慣例之間的平衡來塑造非對稱競爭力從而從根本上塑造有利于自己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外在國際市場條件和內在理念支撐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