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的主要特征是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呈進一步放緩趨勢。如圖1所示，自2007年以來，發達經濟體GDP年均增長率不到1%。相反，發展中經濟體GDP年均增長率則為5.5%，其中中國的貢獻最大。從2007-2014年以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4%，美國為14%，歐盟為4%，日本為1%。也即是說，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幾乎是美國、歐盟和日本總和的兩倍。

 

 

　　發達經濟體經濟緩慢增長的深層問題是其固定投資率下降。最新數據顯示，美國、日本和歐盟2015年第一季度固定投資仍分別低于其金融危機前峰值的2.0%、10.0%和12.9%。由于反對政府干預經濟的意識形態原因，這些主要發達經濟體都沒有準備好怎么應對這個問題。

 

　　西方一些著名的經濟分析師顯然深諳其道。比如，本?伯南克（BenBernanke）在卸任美聯儲主席后隨即公開呼吁：

 

　　“結構完善的公共基礎設施發展計劃有助于經濟發展，在短期內創造就業而促進經濟增長，長期來說則可提高經濟效率。”

 

　　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Summers）則呼吁克服“長期停滯”的威脅：

 

　　“我們需要終止政府支出和就業逐年降低的這種災難性趨勢，同時利用目前的經濟疲弱期，翻新并擴建我們的基礎設施。”

 

　　《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經濟記者之一馬丁?沃爾夫（MartinWolf）則稱：“包括我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都支持，利用目前過剩的儲蓄為大規模公共投資融資。”

 

　　由于盤根錯節的利益關系和“私企好國企壞”的教條，發達經濟體仍陷在經濟疲軟期而不能自拔。發達經濟體為維護其利益，拒絕解決固定投資不足的基本問題，而只是試圖通過其他政策擺脫困境。由此帶來的結果是損人不利己：他們既損害了其他經濟體，也未能解決他們的深層問題。

 

　　在“安倍經濟學”政策之下，日本的量化寬松政策（QE）造成日元嚴重貶值。如圖2所示，自安倍2012年12月再任日本首相以來，日元兌美元已貶值30%。

 

圖2
 

　　面對經濟停滯與希臘金融危機的歐元區，也同樣推出了量化寬松政策，導致歐元自2014年初來貶值26%。

 

　　日本和歐元區均奉行的是使其出口價格更具競爭力與進口大幅減少的政策。這樣的政策會給其他國家會帶來負面影響。

 

　　美國沒有追求貨幣貶值——當日元和歐元下跌時，美元反倒大幅上揚。但在推出量化寬松和幾乎零利率的政策數年后，美國日漸憂心其國內資產泡沫。為阻止這種情況發生，盡管美國現在面臨低通脹、工資低速增長和經濟增長率相對較慢的局面，美聯儲還是暗示今年將加息。但因為大多數其他經濟體目前實行低利率以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美國加息的后果顯而易見：它會吸收流出世界其他地方的資本。為此，通常不會試圖影響美國經濟政策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IMF[微博]）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微博]（ChristineLagarde[微博]）公開呼吁美聯儲今年不要加息。但美聯儲則回應稱，美聯儲的政策引導美國國內需求，而非全球需求。

 

　　盡管發達經濟體仍然處于經濟緩慢增長態勢，他們各自的政策卻擾亂全球經濟穩定性：日本和歐盟正在發動“貨幣戰爭”，而美國加息則會威脅全球穩定。

 

　　擺脫這種情況的最好方式是加強國際合作。中國政府和中國總理李克強7月發表重要講話時已建議G20和經合組織等國際機構就此展開合作。世界銀行[微博]前副行長林毅夫提議，中國和其他資本富裕的經濟體為發展中國家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提供融資幫助，以促進全球經濟一體化復蘇，同時刺激這些經濟體經濟增長和擴大發達經濟體高端資本裝備的出口。中國已響應這種倡議，牽頭創建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但發達經濟體拒絕了這場全球協調行動。

 

　　由于全球協調的最佳解決方案無法達成，那么次優方案只能寄希望于中國自身表現了。近來數據顯示，雖然中國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長7.0%，遠高于同期美國的2.3%、歐盟的1.5%或者日本的負1.0%。但眾所周知，中國經濟已呈現放緩跡象。7月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已從去年同期的9.0%降至6.0%，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則從去年同期的17.0%降至11.2%。

 

　　鑒于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增長重要引擎的角色，中國經濟放緩不僅影響中國，而且也會波及全球經濟。這種放緩降低了中國對其他經濟體的進口。如圖3所示，以能消除短期波動影響的三個月移動平均線計算，2015年7月中國出口總額同比下降3%，進口總額則同比下降11%。盡管中國進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大宗商品價格下降，但中國經濟整體放緩也是很顯著的因素。

　　圖3
 

　　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中國經濟放緩所帶來的后果是，世界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降。這對發展中經濟體造成了極其不利的影響，因為他們大部分依賴大宗商品出口。截至8月11日，即人民幣貶值的前一天，彭博世界商品價格指數同比下降27%，較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峰值下降51%。

 

　　這種趨勢不僅給經濟帶來嚴重影響，而且會帶來地緣政治風險，加劇國際社會政治動蕩——大宗商品價格的強勁波動助長了北非和中東大部分地區的軍事沖突。

 

　　由于反對政府投資的立場，發達經濟體不可能引導世界經濟復蘇。自春末以來，中國已陸續通過降息、下調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和定向基礎設施投資等措施刺激其經濟。但即使如此，中國也無法克服歐盟與日本啟動量化寬松政策帶來的歐元兌人民幣貶值16%與日元兌人民幣貶值36%這一劇烈的外部困難。因此，中國在推出國內刺激計劃的同時，輔之以人民幣適度貶值。

 

　　鑒于這些趨勢，人民幣貶值不僅符合中國利益，而且也符合世界經濟利益，因為這是一種確保中國穩增長的有效短期應對措施，就像早期的降息、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加大基礎設施投資等措施一樣。

 

　　盡管如此，要確保中國經濟的中長期穩定增長和避免短期經濟問題，有必要糾正部分經濟類媒體的一些錯誤觀念。

 

　　部分媒體仍在繼續使用已過時20年的、已被美國勞工統計局和經合組織等經濟機構拋棄的錯誤的經濟統計方法。這導致他們不明白資本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錯誤地認為全要素生產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運用這種過時且現被美國統計機構拒絕使用的統計方法，必然會導致中國犯錯誤。

 

　　這就牽涉到“消費拉動增長”的錯誤理論，這種理論建議中國工資增速快于GDP增速，以增加消費占經濟比重。如此一來，必然意味著企業利潤率會降低。因此，“消費拉動增長”的錯誤理論，必然會在企業利潤已呈壓的情況下，擠壓企業利潤占經濟比重。這是在削減投資來源，必然會導致經濟大幅放緩，帶來過高的利率和生活水平增速的下降。

 

　　當務之急是采取實際措施阻止經濟放緩，比如人民幣貶值。不依據準確經濟分析就采取的盲目措施，如分不清拉動經濟增長的主次因素，將會導致問題重復發生。盡管人民幣貶值是中國實現平穩增長的關鍵措施之一，但實現經濟穩定增長仍然需要糾正部分媒體的錯誤的經濟觀念。

 

　　(作者羅思義系前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現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