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世界經濟有望筑底溫和回升，全球經濟增長點或拓寬，但發展格局生變。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進而收緊寬松貨幣政策后，將使世界經濟進入一個新的“再調整”不穩定期。美國主導的超大“優惠貿易協議”安排，正打亂現行國際經貿格局，全球博弈重心開始由市場轉向規則。

世界經濟溫和增長可期

首先，世界經濟筑底緩慢回升。2014年應是全球經濟“筑底企穩”回升年，多數經濟體將好于前兩年。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2014年世界經濟將增長3.6%，好于2013年。這與經合組織(OECD)和聯合國的預測值一致。其中，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經濟將分別增長5.1%和2%，分別高于2013年的4.5%和1.2%。

發達經濟體增勢明顯上升：歐元區經濟止跌回升，2014年可望增長1%；美國經濟增速將由2013年的1.6%升到2.6%；日本受消費稅提高影響及“安倍經濟學”邊際效應下降影響，2014年經濟增速將由2013年2%回落到1.2%。

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依然溫和。中國經濟增速換擋到中速，據聯合國預測，2014～2015年中國經濟將分別增長7.5%和7.3%。IMF則認為，2015～2018年間中國經濟年均增速將放緩到7%。

其次，全球經濟發展分化。后危機時期，各國經濟增長動力普遍不足，全球發展環境異常復雜，金融市場亂象紛呈，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全球發展明顯分化。

作為一個整體，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依然高于發達國家，但是其各自發展又有不同：非洲經濟增勢相對強勁，亞洲發展中經濟體仍居世界最快，“金磚國家”成色差異凸顯，中國經濟依然最亮麗。

發達經濟體復蘇勢頭整體趨穩：歐洲經濟止跌回升，但只是由“重癥監護”轉到“普通病房”；日本短期復蘇似顯強勁，但結構改革難有進展，中長期或曇花一現；美國復蘇勢頭趨穩且強勁，但結構性債務與失業問題并未解決。

再次，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將共同牽引。據IMF統計，過去5年新興市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年均超過70%，即使2013年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速降到4.5%，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達69%(購買力平價)，如按美元匯率計算則達85%。

2014年，全球經濟發展格局將變化，發達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增到54%(美元匯率)。這是自金融危機以來第一次世界經濟增長一半強來自發達國家。但是，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發達國家的貢獻率降為35%，新興市場的貢獻率依然達65%。

無疑，未來發達國家經濟發展企穩，在推動世界經濟方面發揮更大作用，但依然面臨嚴重的政府債務與高失業問題，私人消費不足，產業需要調整，政府嚴重缺錢，發展后勁不足。新興市場由于前期透支式高發展，沉積諸多結構性問題，方式必須轉變，增速需要放緩，但仍具備后發優勢。

世界經濟本是一個整體，理應由發達和新興經濟體共同牽引，兩個支點支撐，才能使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和均衡”發展。

發展面臨諸多不確定性

首先，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退出或打亂新興市場發展秩序。醞釀數月后，美聯儲終于從2014年1月起將量化寬松額度從850億美元縮減到750億美元。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坦言，盡管調整政策，但不是撤出刺激，貨幣政策寬松程度與之前相比將“大體相當”。可見，美聯儲對退出量化寬松依然持謹慎態度。如果不發生意外，美聯儲上半年或收窄量化寬松幅度，下半年或全面退出，貨幣政策或于2015年收緊。

這將是世界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金融逆向操作(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已從危機前不足1萬億美元增到目前近4萬億美元)，技術性操作難度大，將引發一系列難以預料的風險。2014年僅是第一階段，未來較長時期內國際金融經濟格局將處于“再調整”進程中。

隨著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全球資本將重新布局，全球資本回流美歐，將引發新興市場股匯市持續震蕩、通脹走高、增長放緩，國內發展風險凸顯。2013年中期此類風險已上演。國際金融協會估計，流入新興市場的私人資本將從2012年的1.2萬億美元降至2014年的1萬億美元。

西方央行收緊寬松貨幣政策之日，將是新興市場真正面臨風險考驗之時。尤其是隨著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退出，美元指數將逐漸走強。加上美國“能源獨立”與中國經濟加速轉型，全球初級產品行情下行將加速。嚴重依賴資源出口的新興市場國家，將同時面臨資本外流和出口資源品價格下跌的雙重沖擊，發展環境將持續惡化。

上世紀70年代“尼克松沖擊”引發西方貨幣競爭性貶值和發展中國家債務融資高潮，80年代初美聯儲緊縮貨幣政策，引爆席卷拉美和前蘇東的債務危機，使拉美經濟陷入“失去的十年”，加劇前蘇東經濟崩潰。面臨世界經濟中新的不穩定因素，新興市場應該為2015年美聯儲轉變貨幣政策做好準備。從更長遠來看，要加快結構調整，轉變增長方式，加強南南合作，降低可能的風險。

當然，2014年新興市場面臨的沖擊或可控。一是自伯南克宣布退出量化寬松以來，全球市場已經做出自我調整，新興市場經歷了第一波資本外流沖擊，美長期債券利率上升，房地產市場降溫。二是受到政府債務、財政赤字和失業率問題等結構性問題和國內政治極化影響，美國貨幣政策難以劇烈調整。三是美聯儲主席一職由鴿派耶倫接替，可預見性增強，市場恐慌情緒降低。

其次，超大型自貿區安排或打亂現行國際經貿格局，加劇全球市場尤其是規則博弈。危機之后，全球化趨勢明顯減緩，保護主義盛行惡化了國際貿易環境。據統計，從2008年11月到2013年5月，全球共實施貿易保護措施3334項。

與此同時，區域一體化如火如荼，尤其是2014年美國經營數年的經貿“兩洋戰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TTIP)即將成型，美國有意借此重掌國際規則制訂權。TPP將該地區辛苦經營數十年的區域合作架構全面打亂，各國不得不重新選邊，區域合作版圖將重組。TTIP則將跨大西洋的美歐重新黏合在一起，加之加拿大與日本的參與，一個擴大版新的“七國集團”開始成型。美國將TPP與TTIP視作“面向21世紀的協議”，其標準與規則超越WTO框架，并將自貿談判重心置于邊境內宏觀政策，如放松監管與競爭政策而非關稅。一旦兩項協議達成，美欲將其標準與規則納入WTO談判，這將使非參與方遭遇巨大壓力，有一種被規范逼迫而需重新“入世”之感。

總之，世界經濟正處在刺激政策退出的消化期、結構調整與轉變方式加速的陣痛期，以及由危機前非理性繁榮轉向后危機常態發展的溫和增長期。全球發展分化則使世界經濟仍能保持溫和增長，但三重因素疊加將使國際環境異常復雜。(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 陳鳳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