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宣告了“2013年中國崩潰論”的失敗，同時也沒有出現持續性的反彈

2013年中國宏觀經濟基本上延續了2012年“底部波動”、“復蘇乏力”的局面，宏觀經濟景氣狀況相對穩定。與其他年份相比，2013年有以下幾個特點值得關注：

從短期經濟運行和發展趨勢來看，2013年中國宏觀經濟表現不僅宣告了全球悲觀主義者所持的“2013年中國崩潰論”的失敗，同時也沒有證明樂觀主義者在2012年底所持的“中國周期逆轉論”。中國宏觀經濟一方面沒有出現系統性風險全面爆發、經濟增長直線下滑的局面，但同時也沒有在反周期的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出現持續性的反彈。這種底部小幅波動的宏觀狀況有利于大改革的推出。

出口在發達國家經濟小幅改善和新興經濟體持續惡化的雙重作用下，呈現出“前弱后穩”、“持續低迷”的態勢，外部不平衡的逆轉幅度有所減弱，但外需對于GDP的貢獻依然為負。世界不平衡的持續逆轉對中國結構調整帶來的壓力依然較為明顯。

消費擴張并沒有如政策承諾那樣取得收效，相反，落實“八項規定”、“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和“四風整頓”等的持續開展以及收入增速的明顯回落直接導致2013年消費疲軟，增速回落幅度較大。中國并沒有從危機前的“出口-投資驅動型模式”轉向“消費-內需驅動型模式”，而是向“信貸-投資驅動型模式”轉變，內需的穩定依賴于信貸與投資的擴張，可持續性進一步弱化。

供給結構出現明顯的變化。第三產業的持續擴張是2013年宏觀經濟穩定的核心，其對GDP增長的貢獻第一次超過第二產業，貢獻率接近50%，并使2013年就業狀況出現超預期的反彈；第二產業的復蘇依然受到產能過剩、需求下滑等多重因素的制約，但低迷的狀態有明顯的改善；第一產業增速的明顯回落是2013年值得高度重視的事件。在蔬菜價格以及肉禽價格持續上揚的帶動下，中國CPI的回升證實了第一產業供給滑坡帶來的宏觀沖擊不容忽視。

從中期來看，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宣告了中國傳統的“出口-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中國宏觀經濟面臨的深層次的“產能過剩”、“流動性泛濫”、“金融扭曲”、“地方政府債務”以及“房地產泡沫”等問題不僅沒有在局部改革和短期管制下有所緩和，反而在傳統利益格局和權力體系的作用下不斷惡化。產能利用率的持續低迷以及“錢荒”問題的出現，說明了中國經濟面臨的深層次資源錯配與體制扭曲已經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其帶來風險積累已達到新的臨界點，簡單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傳統局部調整模式難以化解這些深層次的系統問題，新的歷史時期需要中國啟動系統性的全面改革。

十八屆三中全會所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順應這種歷史性的要求，揭開了以“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目標，以經濟體制改革為核心，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為核心問題，以“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促進”為方法，以成立“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為核心實施保障的全面改革。這些改革必將在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機制以及宏觀經濟的走勢產生基礎性的作用。

2014年將是近20年來政治、社會、經濟最為復雜的一年

中國經濟大改革與大轉型，中國政策再定位與政策轉型，世界經濟大調整與大過渡

2014年將是中國全面落實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推行結構性改革的第一年。因此，2014年將是近20年來政治、社會、經濟最為復雜的一年。

大改革在本質上是一場全面的政治運動，是在經濟基礎發展的推動下上層建筑的變革與重構。改革不僅是政治調整的產物，同時也是新政治開啟的手段和促推劑。大改革要得到順利、全面的推行，就必須打破傳統利益格局，削弱傳統政治勢力，瓦解反改革聯盟，凝聚大改革所必需的政治力量。因此，三中全會后，包括“反腐倡廉”、“八項規定”、“群眾路線”、“四風整頓”等政治運動必將持續深入地展開。而這些運動持續深入展開一方面將引發政治圖景的重構，引發利益集團的沖突，打破既有的政治社會運行模式，另一方面又會產生強烈的經濟外溢效應，特別是對于政府消費與政府投資的影響尤為突出。

大改革在本質上又是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它不僅改變了不同利益集團的權力關系，也改變了社會互動的關系。三中全會公布改革決議之后引發了社會的大討論，必將引發社會預期的重構和社會信心的調整。不同群體對于三中全會決議的不同解讀對于社會的沖擊在短期依然具有強烈的不確定性。

大改革在本質上也是資源配置方式的變革與經濟利益的重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重構、財稅體系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金融改革深化、社會福利體系的全面重構都會對現有的資源配置模式帶來根本性的沖擊，短期的“創造性破壞效應”依然較為明顯。改革帶來的投資空間的釋放以及市場信心的重振在短期依然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2014年也是中國政策再定位與政策轉型之間的沖突最為強烈的一年。宏觀經濟政策的定位雖然在名義上將與2013年保持一致，但大改革卻使2014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具有雙重特性：一方面大改革的開啟要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按照新機制來實施，以擺脫信貸—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的困境，使2008年到現在所實施的各項反周期政策回歸到常態。例如，金融改革和金融監管體系的強化要求大規?；厥樟鲃有砸灾卫砹鲃有苑簽E帶來的各種問題，政府職能的轉變和財稅體系的改革要求全面約束地方政府GDP政績工程競爭、投資沖動、大幅度擴張債務等行為模式，全面降低中央預算財政赤字和地方隱性財政赤字的規模；但另一方面大改革的順利推行又需要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這要求調控當局必須靈活運用宏觀經濟政策來對沖大改革帶來的各項震蕩，以避免經濟的過度波動。這兩方面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宏觀經濟政策將偏離2013年的定位，出現相機抉擇較強、變動幅度較大等特點。

2014年也是世界經濟步入“宏觀政策逐步常態化、結構性改革全面深化”的大調整與大過渡的一年。一方面，美聯儲QE政策的退出標志著全球非常規貨幣政策與超常的危機管理政策將向常規化宏觀經濟政策轉變；另一方面，新興市場經濟體系在經濟疲軟中開啟的結構性改革政策將全面啟動，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結構性改革也將步入關鍵的深化期，結構性改革的全球競爭在大調整與大過渡階段全面展開。這必將導致世界經濟未來復蘇的路徑不是簡單的線性模式。

中國經濟的大改革與大轉型，世界經濟的政策大轉型與大改革，以及全球經濟周期性力量的輪轉，這三大力量決定了2014年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框架。這也決定了2014年宏觀經濟具有“底部修復”的運行特征。

2013年與2014年中國宏觀經濟指標預測

2013年全年增速預計達到7.8%，2014年全年增速預計為7.7%

我們基于上述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的判斷，設定主要外生參數，依據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模型——CMAFM模型，分年度預測2013年與2014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其預測結果如表（見下頁）所示。其中，主要宏觀經濟政策假設包括：其一，2014年中央財政預算赤字為9750億元；其二，2014年人民幣與美元平均兌換率為6.03:1。

第一，在外部環境的輕度改善與穩增長政策效應的作用下，2013年中國宏觀經濟總體呈現出“前弱后穩”的態勢，全年GDP增速將達到7.8%，同比增速比2012年提高了0.1個百分點。其中第一產業增速預計達到4.0%，比2012年下降了0.5個百分點，為近5年來的最低水平；第二產業增加值達到7.9%，與2012年齊平，也為近5年的最低點；但第三產業的增速出現8個季度連續回升，全年增速預計達到8.5%，比2012年同比增速提高了0.4個百分點。

2014年中國宏觀經濟在外部環境輕度改善、內部大改革全面展開、宏觀經濟政策相機定位等多重力量作用下，GDP增速將呈現“底部波動”、“輕度回緩”的態勢，全年增速預計為7.7%，比2013年同比增速下降約1個百分點。

第二，在制造業投資和民間投資疲軟的作用下，2013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呈現出“小幅持續回落”的態勢，全年增速預計為20.3%，與2012年齊平。

2014年在大改革的沖擊下，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投融資體制的改革將對政府類投資產生強烈的下行壓力，民間投資空間的釋放以及土地市場的改革雖然有利于相應投資板塊的提升，但改革的復雜性和漸進性決定了民間投資和房地產投資在2014年難以有較大幅度的提升，并難以彌補政府類投資下降以及資金收緊帶來的缺口。2014年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預計達到20.1%，比2013年下降0.2個百分點。

第三，由于“八項規定”、“群眾路線”、“四風整頓”等政治活動的全面開展以及居民實際收入增速的明顯回落，2013全年預計增速為13.3%，比2012年同比增速回落了1個百分點，為2005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2014年，“八項政策”、“群眾路線”、“四風整頓”等政治活動將常態化，居民收入增速將持續低迷，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紅利難以在短期顯化，這些因素決定了2014年消費增速將持續小幅回落，全年增速預計為13.2%。

第四，在發達國家經濟持續改善與新興市場經濟深度回落的雙重力量作用下，2013年中國出口增速呈現“前低后穩”的態勢，整體狀態依然低迷，全年增速預計為7.4%，比2012年增速下降了0.5個百分點。而進口在國內庫存和生產小幅復蘇的作用下有所反彈，增速達到6.8%，比2012年反彈了2.5個百分點，預計貿易順差達到2583億美元，比2012年略有提高。

2014年是世界貿易的恢復年，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較大幅度改善帶來的進口需求將有明顯提升，將很大程度抵消新興經濟體進口需求的下滑。中國進出口需求都將同步提升，預計出口增速達到10.4%，進口增速達到10%，全年貿易順差達到2929億美元，外需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依然難以轉正。

第五，由于流動性在宏觀與微觀的二元背離，導致2013年貨幣政策難以按照既定的目標進行操作，預計2013年末狹義貨幣供應（M1）增速達到10.1%，廣義貨幣供應（M2）增速為14.4%，比年初設定的目標高1.4個百分點。

2014年金融改革的深化以及金融監管的強化，政府將采取偏緊的貨幣政策，但這種政策定位很可能被上半年經濟增速的回落、改革阻力的顯化以及價格形勢的變化等因素擾亂，貨幣供應的實際增速將高于目標值，M1增速預計將達到10.2%，M2增速預計將達到14.1%。

第六，產能過剩、生產資料價格低迷和輸入性通貨緊縮將在一定程度上對沖貨幣供應增速上揚帶來的價格上漲壓力，2013年CPI增速估計在2.7%，比上年上漲0.1個百分點；此外，由于PPI的回升，GDP平減指數估計在2.2%的水平，比2012年提高了0.3個百分點。

2014年在翹尾因素、食品價格上揚、改革帶來的價格釋放等因素的作用下，CPI將有所上揚，預計2014年CPI將達到3.2%，GDP平減指數達到3.0%。全年通貨膨脹壓力上升，但不嚴重，核心CPI相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