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前：十八屆三中全會將于11月召開，新一輪改革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中國當下的宏觀經濟形勢究竟如何？未來的改革面臨怎樣的選擇？改革的重點和難點在哪里？9月26日，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在中山大學嶺南學院作了《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和新一輪的經濟改革》的學術演講，就結構調整、宏觀調控、土地確權、收入分配、城鎮化、國資改革、民企轉型、中等收入陷阱等八個問題展開全面闡述。演講高屋建瓴，深入透徹，飽含著厲以寧教授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深層次思考和對未來改革的緊迫感。上海證券報特此刊發，以饗讀者。
一、結構調整：提高經濟增長質量
在中國，多年以來形成了投資沖動怪圈。什么叫投資沖動怪圈？它是這樣形成的，地方政府要求加快經濟發展，提高GDP，才能使得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改善，使就業問題得到緩解。地方政府有了增加投資、擴大信貸的強烈需要，但此后的結果是：經濟雖然上去了，通貨膨脹隨之而來，致使物價上漲太快。于是，中央又不得已采取緊縮政策，通過緊縮財政和信貸，經濟增速放慢，而這又引致地方出現問題，地方財政收入、就業受到影響，就再一次呼吁增加投資。如此循環反復，結果給經濟帶來了一種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現象，這就是投資沖動的怪圈。
現在中國經濟的情況跟這個怪圈都有關系。比如產能過剩，現在全國產能過剩情況相當嚴重，產能過剩必然造成很多的資源浪費。所以，中國當前最需要做的就是，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這告訴我們：GDP總量雖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經濟結構的優化。即便經濟增速低一點，但是整個經濟狀態是好的。
結構比總量更重要。舉一個例子，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時，中國GDP世界第一，遠超出英國，但是經濟結構不行。在1840年時，英國工業革命從1770年算起已有70年，工業化進展到了一定程度，英國GDP結構符合當時技術進步潮流。英國當時的情況是：鋼鐵產量上去了，技術設備制造發展了，棉布全是用機器紡織的，其出口的一部分是機器制造的棉布，另一部分是蒸汽機機器設備，交通工具是輪船和火車。反觀中國， GDP總量的產品主要是農產品和手工業品。中國的棉布是手工紡織的棉布，中國的出口是茶葉、瓷器、絲綢、桐油等，從結構上說，中國比英國差很遠。
今天，雖然我們的經濟總量超過了日本，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們的結構還不如日本。現在日本跟中國相比，它的高新技術產品占GDP的比重比中國要大得多。所以，當前我們的改革著重是結構問題。
另一個重要的結構是人力資源結構。1840年，中國人口總量比英國多得多，但人口結構跟英國不一樣。當時，英國普及了小學教育，建立了大量的中學，又建立了很多新的高等學校，每年培養出大量的工程師、技術專家和科學院的知識分子，還包括近代的經濟管理人才、金融人才，這是英國當時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資源結構。而中國雖然人口多，但是結構不行。如農民絕大多數是文盲，婦女也絕大多數是文盲。中國少數讀書人，讀的是四書五經，目的是為了考科舉，很少人懂得近代科學技術、經濟管理和金融。
同樣，我們跟日本相比，人力資源總量比它大10倍。但是在人力資源結構上，日本大學畢業生在全人口中的比重較中國大，日本的工人隊伍中，熟練技工人數比重也比中國大。這都表明了結構問題的重要性。
當前，我們怎么提高經濟質量呢？一是優化結構。優化結構是沒有止境的，因為技術在發展，客觀形勢在變化。另外，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反映對低碳經濟的要求越來越大，這是全世界的趨勢。比如說，在20多年前，全世界的環保概念要求廢水、廢氣、廢渣不能有毒，明令禁止。今天的環保概念仍然是不能有毒，但卻不同。二氧化碳并沒有毒，但是二氧化碳必須要減排，因為它會影響世界的氣候，大氣變暖可能給人類帶來很大的災害。所以，我們一定要把環保提高到新的階段，不僅要沒有毒，而且要低碳。同時，人民生活水平要隨著經濟增長而不斷提高，這也是表明經濟增長的質量。
二是技術創新，要不斷地技術創新。當前，中國雖然講技術創新重要，但企業反映的實際情況是，我們的實體經濟距離世界要求還有相當大的距離。關鍵是看制造業，中國的制造業能真正自主創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仍然是依賴外國的技術。這就表明，自主創新少，經濟增長質量不夠。在企業界流行一句話，“不自主創新，等死；自主創新，早死。”原因是自主創新帶來了債務等負擔。
這就表明，當前中國的主要問題就是結構調整。在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我們的經濟增長才能質量提高，我們的結構才能夠隨之優化。
二、宏觀調控：不能替代改革
經濟如同一個人的健康情況。一個人如果要身體健康，應該是內在機制的完善，必要時打針吃藥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這畢竟是處于輔助地位，主要是靠身體內部機制的完善。經濟亦是如此，經濟能夠順利地發展、解決結構問題，主要靠機制的完善。
宏觀經濟調控好比是外來的力量，也重要，但它處于輔助的地位。近幾年來，中國經濟情況中出現了一種現象——宏觀調控在實際中比它應該起的作用還要大。這就造成了“宏觀調控依賴癥”，什么事情都要宏觀經濟調控。經濟發生通貨膨脹，宏觀調控；經濟增長率下降，宏觀調控。
而且，宏觀調控的依賴性容易產生誤導：既然宏觀調控這么靈，還要改革干什么？實際上，這耽誤了改革。
改革是解決機制問題，宏觀調控作為外來的一種力量，是對經濟的干預。所以，絕對不要因為宏觀調控有點成效就頻繁利用，而結果對經濟造成大升大降、大起大落，在投資怪圈中擺脫不開。改革是不能拖延的。若不依靠改革來健全內在機制，那么越拖到后來，代價會越大，成本會越高，而且難度越大。所以，在宏觀調控問題上，一定要以改革為主，不能依賴宏觀調控。宏觀經濟調控應該重在微調，重在預調，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可采用，一般情況要避免采用。
現在，經濟學界中有兩種觀點爭論。一種觀點是，從去年開始，我們經濟增長率在滑坡，所以國外“唱衰”中國經濟的人說，中國經濟將會從此一蹶不振。
這個觀點不對。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講，今年中國維持7%-8%的增長率是沒有問題的。7%的增速，也絕不是一個低速度，而是一個中等偏上的速度。再想回到過去每年10%以上的增長，現在是不可能的。為什么不可能？因為付出的代價多大，10%的增長率，環境承受得了嗎？結構調整得了嗎？在原有的基礎上加碼，結果產能過剩的現象會不斷地出現。
另一種觀點是當前要加大投資促使經濟增長，防止滑坡。加大投資想過經濟增長質量嗎？如果再增加幾萬億投資，中國經濟的后遺癥將越來越大，使得中國經濟長期不能擺脫這個陰影。
投資是要增加，但今后應著重在三個方面：一是技術創新的投資增大；二是民營經濟投資力度加大；三是基礎設施環境工程的投資要加大。這些是為中國經濟增長準備后勁的。
投資固然重要，但應該考慮到中國的大局，當前絕不能夠又來一個幾萬億投資，這樣下去，對中國經濟長遠是沒有好處的。再一次組織增大投資，實際上會使中國經濟卷入到一個貽患無窮的地步。
寧可速度慢一點。最近一段時間能保持在7%-8%的增長就行，不要追求過高的增長率，重在結構調整。
中國的宏觀調控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不能夠照搬國外的增長模式。中國是一個雙重轉型的國家。第一種轉型叫發展轉型，為發展經濟學所研究的，一個經濟體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現代化社會的轉型；中國還有第二個轉型是體制轉型，即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到市場經濟體制。對中國來說，這兩個轉型是重疊一起的，全世界沒有先例。
在中國的雙重轉型中，中國經濟有自身的特點。比如說，現在有觀點認為貨幣流通量要控制，不能太大。這是貨幣學派的一個觀點，是根據國外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而提出來的，但對中國來說，不適應。
在雙重轉型下，原先中國農民被排除在市場經濟以外，跟貨幣經濟接觸很少，但是現在廣大農民都卷入到市場中間。農民吃的糧食，不是自己種的。自己種的賣了，他喜歡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到市場上買，很多要通過貨幣進行的，但是過去是沒有的。所以，農民卷入到市場經濟中來，貨幣流通量一定要增大。
還有，中國的貨幣流通渠道不是通暢的。流通環節太多，加上農民的加入，中國的貨幣流通速度是相對慢的。跟西方國家流通渠道很暢通不一樣，西方的農民卷入市場是100年前就完成的。這對中國的情況來說，貨幣流通量必然比西方經濟學家所計算出的貨幣需求量要大。西方是正常的標準，對中國來說，中國有這樣的因素加入就不能一樣。因此，中國的貨幣流通量應該有新的考慮，要根據中國的國情來考慮。
幾個月前鬧“錢荒”，原因是什么？因為從統計數據看，M1、M2都是很大的，表示貨幣流通量多。但卻借不到錢，到處在缺錢，鬧“錢荒”，這必須根據中國具體情況解釋。因為中國融資難的問題沒有解決，盡管貨幣流通大，實際生活中的貨幣要求、需求比這個還要大。
因為融資難，在已有貨幣不夠的情況下，每個企業都另有打算。在企業當中流行的一句話叫做“現金為王”，每個企業都要保留一部分現金在手上，現金就全流到超正常儲備中去了，準備不時之需。造成了一方面M1、M2數量很大，另一方面感覺經濟生活中現金是不足的。這就是中國的情況，若不根據中國的情況來判斷、制定政策，就一定會出亂。這個問題表明我們的宏觀調控需要跟市場化結合在一起。
宏觀調控絕不是萬能的，更不是能夠替代改革的。有人經常說，核心在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之間的關系，就有了種種說法，有的說法是“小政府、大市場”，這個說法有道理，但是不準確。“小政府”意味著政府工作人員少更好，政府管理事情少更好，但這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用大小來衡量，不是一個范圍的問題。
還有一個說法是“強政府、強市場”，中國將來是“雙強”體制。這個說法也不準。“強市場”就是市場發揮作用，“強政府”意思是好像政府一定處處管到，這也不一定對。比如家用電器，政府不管它，它就起來了。管得越多，產能過剩越過。
所以，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場”。政府不在于大小，因為它不是一個人員多少的問題，也不是管轄范圍多大的問題，主要是政府做政府應該做的事，效率要高。市場也不是萬能的，市場還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場，這就是中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兩者都要講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該做的事情，市場做市場可以做的事情，這樣就行了。
三、土地確權：學習林權改革
土地確權是當前改革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現在全國大概有50個縣正在試點，實際上數量可能還要更多，中國準備在幾年之內陸續推廣。
為什么土地確權這么重要？必須從中國經濟的非均衡談起。非均衡分兩類：第一類是市場不完善條件下的非均衡，西方國家的非均衡屬于這一類；中國的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即市場不完善再加上缺乏市場主體的非均衡。
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有市場主體。企業不是真正的企業，沒生產主體，產權是不明確的。所以中國的改革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產權改革，讓產權明確，讓產權界定，讓國有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中國的改革不能從放開價格著手，因為價格不是改革的突破口，而是最終的成果。改革好了，最后的價格一定根據市場規律而制定的。中國搞股份制改革，就是讓國有企業首先成為產權明確的市場主體，最好的辦法是股份制。
中國的計劃經濟兩大支柱，第一個支柱是國有企業體制，第二個支柱是城鄉二元體制，或者叫城鄉二元結構，兩者支撐了計劃經濟。前30年的改革著重在國有企業體制改革，把大多數的國有企業，變成了股份制企業，變成了上市公司，這個任務進行得比較順利。但是城鄉二元體制改革一直沒動，這就是中國的現狀。
中國產權改革繼續進行，農村也要進行產權改革。農村的集體所有制是空的，是虛的，集體所有制講起來挺好，實際上包括鄉鎮企業在計劃體制下，沒有多少鄉鎮企業是真正屬于集體的，而是由干部掌握、操作，跟廣大農民沒關系，直到“文革”以后取消人民公社，才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
中國仍然存在第二類非均衡障礙，因為國有企業體制改了，農村體制還沒改。怎么改？一定要談到中國集體林權制度改革。200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總結福建、江西的集體林權制度試點的經驗，進行全國推廣。這一次林權制度改革的意義非常重大。
盡管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晚了20多年，但中央根據試點的經驗，有三個重要的突破：一、承包期延長到70年不變。林權制度改革定了70年不變，農民一算，70年后我孫子都長大了，于是放心了，爺爺種樹讓孫子來砍，全國農村的積極性加大；二、林地可以抵押。這是一個大的突破，一抵押林區經濟就活了；三、林權承包落實到戶，一竿子插到底。林權證發到每個農戶手上，承包跟產權一塊走，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把農民的積極性全調動起來了，現在造林成風，大量勞動力開展林下經濟，種蘑菇、木耳，還有林下養雞，都富了。林權可以抵押，錢又活了，落實到戶，積極性來了。
所以，土地確權要把林權改革的經驗落實到農田的承包中。農田承包主要有三權三證，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宅基地上蓋的房子的產權。全國政協在農村調查時農民說，城里的土地是國有的，他們祖傳的房子有房產證，新購買的商品房有房產證，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下，祖傳的房子沒有房產證，在宅基地上自己蓋的住房，哪怕蓋得再高、再好，也沒產權證。
于是，在農村流傳著“兩個老鼠”的故事。第一個“老鼠”是農民外出務工，有了穩定的職業，把老婆、孩子帶走了。房子沒有房產證不能出租，于是就讓親戚朋友代管房子。很多情況下，一把鎖把門鎖上了，老婆孩子帶走了，這就變成老鼠窩。第二個“老鼠”是農民兩手空空進了城，找份工作做，但是城里的房子貴，買不起，租又很難租到合適的。就很多農民在城里頭，租了居民樓的地下室住，變成像老鼠一樣在城里生活。我看到過一份材料說，一個不大的地下室有個門洞出入，用紙箱板隔成16間，住了16戶，網上的說法是叫這一類為“鼠族”。
去年十八大以后的11月下旬，我帶著全國政協調查組在浙江杭州、嘉興、湖州三個市做調查，那里的土地確權工作幾年前就開始了，已告一段落了。到那里看，農民興高采烈，還有放炮仗的，情景和當年的土改一樣，因為產權已經落實到戶了。跟農民開座談會，農民說最大的好處是財產有保障了，土地確權了，有證了。誰再想圈占我的土地，不行，我可以告他。誰要想把我的房子拆了，那沒跟我商量，可以告他，產權得到了保障，土地流轉就加快了。我們問，為什么土地流轉加快了？他說，我到外地去打工了，我的土地入股了。還有的說土地出租了，也不用怕了，因為有證了。
還有另一個好處，就是城鄉收入差別明顯的縮小了。在嘉興市做調查，市委調查報告說，在土地確權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農村人均收入比是3.1：1，土地確權后，城市人均收入和農村人均收入之比已經變為1.9：1。
從3.1：1變成了1.9：1，為什么呢？我們開座談會時，農民說“首先，土地確權以后，農戶更放心了。擴大了養殖業，擴大了種植業，因為他有積極性了。家庭農場就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今年中央1號文件明確提出家庭農場，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中國要建立家庭農場，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就提高了。二是土地流轉加快了，農民心里也放心了，于是進城打工，土地就轉包給別人，出租給別人，或者是入股了，他收入增加了，進城去打工了。”宅基地歸他了，在嘉興市平湖市，是一個縣級市，農民把宅基地房子都拆掉，蓋了4層樓高的新房，比原來大，比原來好。我們問農民，你住得下那么大嗎？他說我哪住得下4層樓房，家里沒那么多人。我說那你怎么搞？第一層出租給人家外地來的商人或者本鄉的商人，從事商業，開店、開作坊、開飯館，有房租收了。還剩三層，有一層準備出租，但是房租不一樣。如果對方愿意租二層，那房租高一點，愿意租四層，我自己剩下兩層住，所以有了房租收入。因為財產性的收入，所以收入就高了。這個情況應該說是很值得慶幸的，因為多年以來農民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財產，沒有財產性收入。
